首先发难的是《人民党报》，它在次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《冯系军人擅动军队强杀中央大员，军阀力量不除何以捍卫国家尊严》的社论，对张之江、陆承武展开笔诛，更影射此一事件是受冯玉祥指使，或应当追究冯之治军不严之罪，以慰天下。
接着人民党控制下的宣传机构扑天盖地渲染此一事件：《京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民报》等皆应声而起，华北第一家无线广播电台“中央无线电台”也用滚动式的新闻播报方式持续给冯军抹黑。
张氏父子通过种种渠道向冯玉祥传达这样一个信息：在此形势下，冯玉祥必须辞职以谢其咎，否则中央政|府将明令予以撤职，并追究其部下纵兵行凶之罪；若其不然，则为维护中央权威，明令讨伐亦在所不惜！
张汉卿可不是说说，他对冯玉祥在直奉大战中的待价而沽深恶痛疾好久了，一直忍到现在。
现在冯玉祥的国民二军完全处在人民军与奉军的包围之中：华中人民军已经枕戈待旦，华北驻军已经几路兵发，华东人民军已经截断其东向的可能，在北、东、中三方面面临极大压力的冯玉祥，除了拼死一搏外，只能向西面的阎锡山求以援手。
其实只是一个徐树铮而已，张汉卿大可不必为他讨这个公道，或者也就处罚陆承武即可。可是他非要这么大动肝火，是因为有各种消息表明冯玉祥手底不干净，这是他非常忌讳的。
除了战后从直系中大捞一笔，冯玉祥还不满足。据人民党中央调查部的情报显示，他从英国购买步|枪1万支，每支85元；子弹200万发，每百发12.5元；机关炮24门，每门7500元，共计128万元。
这笔账清楚地摆在张汉卿的案头。
在强大的奉系内部，冯玉祥有危机感是正常的。除了晋系，现在基本上中国所有的兵工厂都在奉系手里，他向外买些军火也正常，再说这些军火对人民军而言也没多少有分量的东西。张汉卿所在意的，是英国人变本加厉意图对华干涉，有谋求重新扶植其为代理人的倾向。
联想到直系向为英美扶持，虽然无惧，但总归是一个绊子，让人不爽。
更不爽的是冯玉祥还有勾结苏联的打算，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
众所周知的原因，苏联虽然与民国政|府签署正式的外交关系，但内心对其在华的利益被奉系清得一干二净还是十分在意的。张汉卿在外交强硬的同时也让苏联十分忌惮，因为如果奉系最终统一中国，将在东方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国家。
从其对中东路的执著，对摩阔崴、呼伦贝尔、外蒙古（此时这可是中国领土哎，毛子也敢混为一谈）局势悍然军事处置的决断看，其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，在能够不伤及其利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和平相处（这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吗？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的统一对其不利。
而且苏联的这一政策是一以贯之的，在正史上，他积极承认日本人扶持起来的满洲国，目的就是用分裂|中国来满足日本的胃口，达到苏日和平的目的的。
在苏俄没成气候前，它强烈地盼望中国能够强大起来给它以助力，然而当中国真的强大起来时，它又从长远考虑想对其进行牵制。这就像那部著名的印度电影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中所提到的人类行为学第一课：“你朋友不及格，你感觉很糟；朋友考第一，你感觉更糟！”
为了稍做牵制，所以苏联政|府对活跃在中国各地的军阀力量都进行了不倦的沟通，也有许多“友好”的举动：它四处向这些武装势力赠送或者低价贩卖军火以维持与其的“友谊”。
还在直奉控制中央之时，苏联（当时还是苏俄）就对孙逸仙的援助诉求大感兴趣，差一点接下孙逸仙“从蒙古或新疆经甘肃”援助其军火的差使。后来经过缜密的分析得出结论：以中国少帅对此两地的控制和重视力度，以及这位少帅敏感的神经，这个差使不好做。
当然他们还是派来了越飞，亲自与孙逸仙谈判试图搞些什么，但是没等结果出来，陈炯明和人民军先后与广东国民军进行了炮战。随着国民军的一败涂地，这事就黄了。
然后中苏正式建交，苏联插手中国内政的动作就更方便了。不过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势力可与奉系相抗衡，人民军对任何一支力量都是吊打的局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苏联政|府消停了好一会，最后选择了冯玉祥和阎锡山。
阎、冯是国民军的主力，是孙逸仙思想的延续，有或多或少的“情谊”在。
阎锡山在太原盘踞良久，根基已深，外部势力急难插足。要让民国政坛拥有一支能与奉系掰手腕的力量，他是第一人选。因为其手下有还算可以的太原兵工厂，苏联人的援助就从硬件入手，以添置工业机器的名义运进各类机床。毕竟给鸡蛋好是好，不如让对方有孵小鸡的能力来得长远。